探讨中国历代主要本草药物新增的环节和相关思维，研究古代药学的发展。通过研究历代本草著作，发现历代本草中药物新增的主要环节为发现、应用药物，记载经验，编纂著作、收载新药，明确、总结功效；相关思维包括利用自然界事物治病的思维以及“会意从类”思维。增收药物反映了药物知识的不断发展和总结，对后世用药提升疗效、扩大选药思路起到了积极作用。
广东医学教育网指出，我国古代的药物学著作称为“本草”。从秦、汉到清代累计出现的综合性和专门性本草约有四百余种，是古代药学知识的载体。我国古代“本草”的编纂特点是逐代增多加大，从《神农本草经》起，以其为基础呈滚雪球式囊括和扩充。《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药物学专著，成书于秦汉时期，载药365种；至南北朝梁《本草经集注》载药730种；唐代《新修本草》载药844种；宋代《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载药1558种；到明代《本草纲目》达到1892种;后世继续新增。药物新增过程反映了药物学的发展，药物种类何以增加，背后必然有其实践和思想基础。本文试从古代“本草”著作中寻找线索，对药物新增的环节和相关思维作初步探究。
1药物新增的环节
1.1发现、应用药物
药物新增以《本草》收载范畴而言，以新药发现及应用为前提。历史上，人类在与病魔作斗争中不断地寻求和发现新药。“(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帝王世纪》),这是有意识的主动的探索药物，并且表明品尝滋味是探索药物的重要手段。李时珍在研究药物时，每每亲尝其味，然后作出结论。为了论证何首乌的功效，李时珍将亲自采挖的何首乌“去皮生吃，得味甘甜”。经过品尝并结合临床实践，李时珍认为何首乌是一味“滋补良药”。相对于根据药物外形、颜色的联想，用味觉、嗅觉感受药物化学成分的信息更具理性。有些新药是医家或民众的无意识发现，或从生活中、从动物处得到启示等,最终通过亲身体验或临床应用而成为药物。
1.2记录经验
医者将临床用药经验记录、积累下来，使药物知识逐渐增多。犹如《嘉祐补注神农本草》所描述：“前世医工，原诊用药，随效辄记，遂至增多”“凡药有今世已尝用，而诸书未见，无所辨证者，如葫芦巴、海带之类，则请从太医众论参议，别立为条，曰‘新定’”。随效辄记的方法及时记录了临床实践的资料，积累了药物应用经验和新知识。这是下一次本草著作修订编纂、新增药物内容的源泉。
1.3编纂著作、收载新药
间隔一定的历史时期，就有必要修订、编纂本草著作，以提高水平，弥补不足。其中有政府组织编写的著作，如《新修本草》;也有个人著作，如《本草纲目》。新增药物的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民间经验。因为一种新的本草修订发行后，民间随之又有新的药物发现，或有新的治疗方法。《本草纲目》新增药品374种，其中有103种出自当时用的药品，前代文献未见记载。二是来自经、史、子、集、山经、地志。唐慎微编纂《证类本草》,除了系统地集录各家医药名著外，还旁征博引经、史、子、集、山经、地志、诗赋、佛书、道藏等书中有关药物的资料。三是吸收外来传入药物。我国古代医家对于外来医药知识一贯持乐于吸取和积极采用的态度，使之与中医药融为一体[10]。例如唐代的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就吸收了不少外来药。
1.4明确、总结功效
历代本草除了新增药物条目外，其所载功效也在发展、完善。明代以前，药物作用的记载方式以“主治”居多，或者“主治”与“功效”混合表述，如《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药物应用经验的大量积累和医药理论(尤其是辨证论治理论和药性理论)的完善，中药功效发展达到成熟,如《本草求真》等皆从功效的角度表述。这个变化趋势是由医家从理论层面对药物效用进行规整，赋予“功效”术语，使之融入中医药理论体系而来，并且功效的表述也从宽泛变为清晰。例如，纵观紫草的功效，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就从补五脏变为凉血止血和消斑，明确而有针对性。
2药物新增的相关思维
2.1利用自然界事物治病的思维
天下物类皆有用处的思维经常出现在医家们的著述中。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言：“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例第一卷》中也引用了陶氏的话,其收载药物内容如此广博也与此思维一致。孙思邈言：“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备急千金要方•伤寒上•伤寒例第一》);“有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千金翼方•药录纂要•药名》)。孙氏欣赏此话，并据此精神探索了不少新药。自然界的草木、动物、矿物等都是潜在的药物来源，等待人们发掘。“天下物类皆是灵药”即是医家对药物治疗现象所作的感慨，拓宽了思路，可作为影响后续新药发现的理念。
2.2“会意从类”思维
“会意从类”是一种类比思维，或称“述类象形”,经常被医家们用来阐发药理，解释药物治病的机制。徐灵胎探索药物的形、质、气、味等与功效的关联，认为“凡物之生于天地间，气性何如，则入于人身其奏效亦如之”,即药物具有何种性质，就可发挥类似的治疗作用，如石菖蒲“能于水石中横行四达，辛烈芳香，则其气之盛可知，故入于人身，亦能不为湿滞、痰涎所阻”。又如荔枝核“其实双结而核肖睾丸，故其治疝卵肿，有述类象形之义”。蝉蜕“其体轻浮，故发痘疹。其性善蜕，故退目翳，催生下胞”。“治皮肤疮疡风热，当用蝉蜕，各从其类也”。红花“汁与相类，故治血病”。皂角刺“但其锋锐，直透患处，溃散痈疽”等。“会意从类”思维存在于诸多本草中，本草著述不断承其说。
现代医家认为“会意从类”是粗浅的，在操作上也有其片面性，甚或不乏荒谬之说。该思维是否仅为解释药物治疗原理的说理工具，是否对药物的发现活动产生影响，尚难考证。自然辩证法认为观察渗透理论是古代本草中普遍持有的思维，应该能影响对药物的认识、探索活动。人们接触到一个潜在的药物，感受它的特征，从而联想到可能具有哪方面的作用，其推想到的药物应用或许能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如虫类药多具有通络作用。但“直感”和猜测虽有局限，但是以观察到的“象形”为依据，并非毫无根据的臆断。当时科学囿于一定水平，该法也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
3小结
历代本草增收药物的过程反映了药物知识的不断发展和增长，对提高临床疗效、扩大选择用药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有部分医家尊经崇古，主张“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但并未影响药物学蓬勃发展的主流。我国古代本草取得的成就也表明医家和广大民众对利用自然事物富有探索和实践精神。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中载：“医之起，起于药”,从古代本草文献中探析药物新增的过程，有助于加深对古代药学发展的理解。
来源：广东医学教育网